15日，是土耳其去年未遂军事政变一周年的日子。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纪念挫败政变一周年的演讲中明确支持对叛乱者恢复死刑，还说要把叛国者的脑袋割下来。总理耶尔德勒姆则认为，去年的7月15日是土耳其的第二次独立战争，其意义不亚于上世纪20年代那场缔造现代土耳其的独立战争。

近年来，土耳其一直寻求加入欧盟。可众所周知，废除死刑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门槛。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在媒体提醒埃尔多安，不要试图恢复死刑。在未遂政变一周年之际，埃尔多安欲砍下叛国者脑袋的言论，说明土耳其与欧盟正在渐行渐远。从埃尔多安的言论来看，不是欧盟关闭了土耳其入盟的大门，而是土耳其离开了欧盟的大门。

一年之间，土耳其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通过修宪的公投，土耳其从议会制变成了总统制，而去年那场未遂的政变，则无疑加速了土耳其“埃尔多安时代”的来临。

从制度形式来看，土耳其通过非常简单的公投实现了历史性转型，虽然埃尔多安从法律上说还不是实权的总统，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权力的中心。从达乌特奥卢到耶尔德勒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议会负责的总理向对总统负责的总理的转变。

当然，并不能因为挫败了去年的政变，埃尔多安就能获得与“土耳其之父”凯末尔一样的历史地位。去年挫败政变之后，意味着埃尔多安的权力到了一个顶点。不过，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正在终结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之间的共处，或者精英集团与普罗大众的共处。

土耳其模式中内涵了两种不同的力量，即世俗精英与底层穆斯林，只有当两者平衡的时候，土耳其政治经济才是比较稳定的。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从2002年赢得大选之后，也是努力在两种力量中保持平衡——为世俗精英提供安全感，为底层的穆斯林提供公平感，这也是埃尔多安能够长期执政的基础。

然而，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容易被权力腐败以及快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不平衡分配所打破。鱼和熊掌很难兼得，处于失衡状态，就需要做出政治的决断。从2013年的盖齐公园的示威活动开始，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新生的中产阶级反对公共空间的私有化，反对将公园变成商业中心。而与此同时，埃尔多安家族也暴露出贪腐的问题。

于是乎，埃尔多安选择了比较强硬的做法。为了获得支持，需要对底层穆斯林以及传统社区进行政治动员，夹杂着宗教信仰的民粹主义力量就这样被释放出来。而去年的政变则大大改变了土耳其社会的性质——敌我的界线再次被激活，革命的激情也随之迸发。从修宪公投到政变周年的纪念活动，土耳其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呈现非制度化的特征。谁也不知道，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能否达到凯末尔时代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