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前欢喜过大年，节后回到解放前。这年刚过完，相信不少人都有这种感慨。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免不了要走亲访友、人情往来，礼物、红包、压岁钱、份子钱……名目繁多的份子钱成了不少家庭的负担。

我现在能拿出的只有25万元礼金，你先收着，我以后会更加努力，一定把剩下的25万补上。

这是近日某卫视一个相亲的现场，面对丈母娘一步到位的要求，年轻人最终被50万的彩礼吓哭了。近些年有些地方，尤其一些农村地区，彩礼、份子钱变得越来越夸张，各类宴席也是摆得越来越离谱。

媒体报道，在一些地区，出现用秤称足三斤三两百元大钞作彩礼的现象;还有的讲究“万紫千红一片绿”，即1万张5元钞票，共5万元，1000张百元大钞，共10万元，50元钞票看着给，彩礼15万元起价;更有的地区按女子学历标价，本科15万，大专12万，中专10万……

与“高额彩礼”相伴而生的是份子钱，“起步价”一般是几百元，上不封顶。各地人情消费标准渐高，单次礼金一般已不低于200元，且支出方式五花八门，甚至人不到场可微信或支付宝转账等，让人倍觉尴尬。为了出钱摆酒凑份子钱，方式也是五花八门，高考失利有“安慰酒”，出狱返家有“洗心革面酒”，小孩子还没出生就有“保胎酒”，连母猪下崽也要整个酒。送出去的礼金多了，为收回礼金，自己没事找事也整次酒，这样就陷入了从怕吃酒到不得不吃酒，又到自己整酒的怪圈。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凑份子钱，份子钱? 它的来历是什么呢？其实，“份子”也写作“分子”，打从明代中叶开始就流行。汤显祖《牡丹亭》写到：“便是杜老爷去后，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份子，起了个生祠”，便是一例，四处募捐修祠堂，颇有古代乱集资、乱摊派的意思。

到清末民初时，送份子钱成为上流社会举办喜事必不可少的项目。老舍先生的小说《正红旗下》就描述过家里为了凑份子钱发愁作难的情景。

改革开放后，人们手上也有了闲钱，送份子钱成为祝福新人的方式。近年来，除婚礼外，生孩子、过百天、上大学、升职晋级、盖房子、搬新家、给老人祝寿……都要请客随礼，份子钱越随越多、别人随1000元，自己随200元，面子上很过不去。这在无形中增加了随礼支出，越刮越猛的“随礼风”让不少人难以承受。

那么外国也有份子钱吗？

在美国，不兴中国式的“红包”，多数人会选择送陶瓷、床上用品等来表达对新人的祝福。

英国人结婚以送礼物为主，礼物贵重程度由关系亲疏决定，但关系非常要好的朋友也可能会直接送礼金。

德国人也很注重送礼，但他们一般只送礼品不送钱。

在日本，朋友关系一般的，随份子的数额多为3000到5000日元，折合人民币两三百块钱。

韩国人“随份子”的数目也有不成文的惯例。例如，普通的关系给5万韩元，折合人民币300元左右；关系好的给10万韩元。

随份子是中国人的一种习俗。亲朋好友，同学邻居，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大家凑一把，添一份力量，既拉近感情，又能解燃眉之急，何乐而不为？随份子里，有着同喜同悲的感情。份子钱代表了一份祝福，但是钱永远不能代替感情，如果将份子钱的多少作为感情远近的标准，恐怕就丧失了人与人情感的原汁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