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苏舜钦

苏州有一座沧浪亭，与狮子林、拙政园、留园同列为苏州宋、元、明、清四大园林。沧浪亭是北宋苏舜钦罢官后流寓吴中之时，以四万钱买入废园，傍水构亭而成。园名“沧浪亭”得自《楚辞》：“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苏氏撰有《沧浪亭记》，是一篇文采飞扬的佳构。但沧浪亭之所以能建成，与一宗腐败案有关。　

事情得从庆历四年（1044）九月说起，其时，正是京师的狂欢节——秋季赛神会。按宋人惯例，这一天，京师各机关单位都会准备酒馔，“吏史列坐，合乐终日”。苏舜钦是进奏院的领导，也将单位的旧报纸卖了，换了几贯钱，邀请进奏院的同僚以及几位有交情的文友，到酒楼喝酒联欢，还叫了几名官妓歌舞弹奏，陪饮助兴。

宋代的进奏院，负责刊印中央政府的朝报，然后分发给各地方政府，因而一年积下来，废报纸很多。不过，旧报纸也值不了几个钱，鬻卖所得的公款不足消费，大家又凑份子补足，苏舜钦自己掏了十贯钱助席，其他“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换成现在的话，就是“众筹”一场酒席。

当时恰好有一个叫做李定的官员，得知进奏院要“众筹”宴席，便兴致勃勃地跑过来说，他也想参加联欢。但苏舜钦大概觉得李定这个人很俗气，一直瞧他不上眼，便拒绝掉了。内心受伤的李定衔恨在心，托人探听苏舜钦聚饮的详情，再添油加醋描述出来，到处散布，说苏舜钦等人大搞公款吃喝，还召妓作陪，席间丑态百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遂腾谤于都下”。

 

流言很快就传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监察御史刘元瑜的耳朵里。王拱辰这个人，眼里揉不进沙子，弹劾起官员来，不依不饶，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以他的性格，岂肯轻易放过？立即就上书弹劾苏舜钦“鬻故纸公钱召妓女，开席会宾客”。仁宗便委派开封府调查此事，“事下开封府治”。

由于案情比较简单，开封府很快就推鞫清楚：御史所弹奏确有其事。监进奏院的苏舜钦，身为进奏院的长官，却盗用进奏院的旧纸卖钱喝花酒，属于“监主自盗”。按宋朝律法，“监主自盗”为重罪，比一般盗窃行为罪加二等：“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者……加凡盗二等，三十匹绞”。监守自盗三十匹绢即可判死刑。

苏舜钦其实也是挺有背景的人，宰相杜衍是他岳父，副宰相范仲淹是极赏识他的老师，但杜衍与范仲淹都不敢明保苏舜钦，“恐栗畏缩，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开言”。

案子很快有了结果。庆历四年十一月，宋仁宗下诏，对进奏院案涉案官员作出处分：苏舜钦坐“监主自盗”罪，“并除名勒停”，即开除公职；其他参与喝花酒的官员，也被降职、贬官。

这一批同时被斥逐的人，大多领有馆阁之职，都是当时的年轻才俊、饱学之士。王拱辰的弹劾，致使“馆阁之士罢逐一空”，所以王氏颇为自得，沾沾自喜地说道：“吾一举网尽矣。”被逐众人当中，又以进奏院主管领导苏舜钦受到的处罚最为严重，削职为民。

苏舜钦自己难免愤愤不平，他在致友人欧阳修的一封书信上说，“卖故纸钱，旧已奏闻，本院自来支使，判署文记，前后文记甚明；况都下他局亦然，不系诸处帐管”，进奏院卖旧报纸换钱聚饮，历年都这么做，况且这也是京城各机关单位的惯例，何以只拿进奏院开刀？就算以“私贷官物”论罪，依律也是“杖九十，其法甚轻”，“不至除名”。现在以重罪削了我官籍，“舜钦虽不足惜，为国计者岂不惜法乎”？

但我们平心而论，苏舜钦也谈不上是无辜受构陷，因为进奏院的旧纸确实属于公物，将公物换钱喝酒，说是监守自盗也不为过。尽管当时“京师百司库务，每年春秋赛神，各以本司余物货易”，似乎是惯例，但真的要追究起来，犯法就是犯法，就如法律规定，国家公务员贪污5000元即构成犯罪，你总不能说，私拿5000元的人很多啊，所以不应认定为犯罪。没有这样的道理。

苏舜钦被除名之后，寓居吴中，购废园、买水石，作沧浪亭，作《沧浪亭记》，又自号为“沧浪翁”，大概有以屈子自况的意思。

当然，苏舜钦也谈不上是什么贪官，只不过小节上有污点，结果却被台谏官抓住了把柄，不依不饶发起弹劾，直至被处分。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宋朝在政治清明之期，比如宋仁宗朝，对官府腐败是“零容忍”的，宋人建立起来的监察系统，也是可以有效防范、发现、查处官员腐败行为的。建立这套制度，当然比建一个沧浪亭更加重要。